11月1日，一条新留言涌入：
“保护我的人身安全，我是一个二级残疾人，无法逃脱，只能挨打，我快要被打死。”
对家暴求助小程序的项目官员王卓盈来说，这条留言无疑是特殊的。在她电脑上，十多个Excel表格同时排开，咨询回访跟踪表中统计着500多条留言，包括姓名、电话、求助内容。
她用工作手机拨通了这位残障人士的电话，“你好是王女士吗？”先是一秒短暂空白，随后电话被挂断。王卓盈编辑了一条短信发过去，没有回音。
家暴受害人如同孤岛，他们隐身在互联网背后，在微信中输入“家暴求助”，小程序和这些孤岛一一建立连接。
一个意外的显著变化是，传统亲密关系之外，涌入求助的年轻人多了，关于父母子女间的家庭暴力得以呈现。最近一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小程序的用户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比61.4%，其中18-24岁的占比34.03%。
年轻人更愿意打字，而不是语音；更愿意向外寻求帮助，而不是束缚在“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里。
他们中，有人将这里当成树洞，把不堪对外人言的过往经历全盘托出，想要被倾听，被看见；有人替母亲求助、替妹妹求助，希望打破受暴者习得性无助的困境；有人提出精准的需求，想要得到一份紧急救助金，申请一份人身保护令。
家暴求助小程序的团队成员发现，以最近的50条留言为例，有23条涉及父母对子女的家暴。图/IC photo
年轻人的树洞
“要是早一点就好了”，这是小程序后台收到的一段留言开头。
留言中，小梅（化名）的母亲，本是一个被父亲打的“可怜人”，“她也许把仇恨转移到了我身上”，小学时，小梅几乎天天被母亲打。母亲用衣架、高尔夫球杆打她，有时小梅被掐住脖子，难以呼吸，直到高中小梅才有力气反抗，“而外界只会说我是不孝子”。小梅也曾站在母亲的角度想，“她也很可怜，她小时候被父母家暴”。20多年过去了，这个家里，没有人承认家暴的事实。
在留言的最后，小梅没有提出需要什么帮助，她只是说，“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在国外生活，没有和家人联系，我不会结婚，也不想生孩子，经历没有向任何一个人说过，如果早一点倾诉就好了。”
类似的留言有很多，今年8月，源众公益组织的创办者李莹律师和她的同事们共同创立了家暴求助小程序。小程序8月18日上线以来，三万多名用户使用，累计打开4.5万次。团队成员发现，以最近的50条留言为例，有23条涉及父母对子女的家暴。许多年轻人将小程序当成树洞一样倾诉。
“我是被家暴者的女儿，我的父亲总是找一些理由欺负我妈，就在今天因为谁去关灯这件事，我爸就以我妈说话态度不好为由，拿着棍子就打，在他们俩打的过程中我奋力阻止我爸，结果他更来劲了，拽着我俩就往墙上撞，又骑着我俩打，我真的非常害怕。”
这条留言中的女儿，正在上高中，课业繁忙，多年前她就劝妈妈离婚，而妈妈为了她选择继续隐忍。“我感觉我爸似乎从来都不爱我，他从小就不让我哭，不管是我犯了错还是他打了我，他都不让哭，都让我憋回去，他曾亲口承认他不爱我，我好像不知道父爱是什么感觉。”
她同样没有提出需求，在结尾，她说“我希望大数据能给我爸爸的抖音网页上多推一些不让他打妈妈的视频，谢谢。”
这些留言会被分派给志愿律师，由志愿律师做进一步的电话回访，确认是否需要帮助和支持。
李青律师打电话回访，对方的回复往往是“不需要了”。她分析，一种情况是对方当下不方便详细陈述，事后再找时间取得联系；还有一种情况则觉得她是“骗子”。有了经验之后，李青往往在电话接通的刹那，就自报身份，降低对方的戒心，“我会说我是家暴求助小程序的回访志愿律师”。
她曾遇到零星几个排斥的情况，不愿意多说，态度强硬，这给李青带来困惑，“是他们没想到会有人来回访吗？还是就只当树洞来倾诉一下就行？”
律师回访时求助者未接听电话，收到短信后表示拒绝。受访者供图
也有求助者直接通过小程序一键拨通了值班律师的电话。
李青律师曾在夜里10点接到一个特殊的电话。电话从接通到挂断只有11秒的时间，11秒里只有一位女士的哭声，没有说话，当李青准备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时候，电话挂断了。
电话挂断之后呢？受限于人力，很多情况难以追踪。每天有新的求助信息涌入，每天有新的回访需求，那些被挂掉的电话，无法再得知具体的境遇，无法答疑。他们在小程序上留下痕迹，然后消失在互联网。
带来创伤的是童年
11月4日，一条近千字的留言出现。
秦茗（化名）在留言中说，她是一位艺术类专业的博士生，按照正常年限，今年本该毕业了，但因为去年中重度抑郁症复发，她申请了休学和延期毕业。她按时吃药，定期复查，但生活依然陷入停滞。从去年直到现在，她无法和父亲交流，也没有能力和导师联系，“因为这些都会刺激到我的创伤部分。”
给她带来创伤的是童年。
大约幼儿园的时候，父亲回家，她上前去拥抱，想要拍拍父亲的啤酒肚，结果被喝醉酒的父亲一脚踢开，秦茗向后打了几个滚。小时候，父亲经常强迫她亲嘴，秦茗表达了自己的不喜欢，也和她的母亲沟通过，但这样的事情一直持续了很久。
母亲对秦茗很严厉，有很高的期待，不允许她犯错，也不接受她是一个高敏感的孩子。她记得，小时候，母亲会当着众人的面，褪下她的裤子，在下半身赤裸的情况下，打她的屁股，“让我感觉非常屈辱。”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甚至想过自杀，但没有实施。再大一些，初中的时候，她觉得，每天看到的天都是灰色的，但是没有去医院确诊是否是抑郁症。
秦茗独自穿过成长的隧道，在磕磕碰碰中长大了。过去的创伤在她长大后的生活中不断重现，她会在相似的情况下被刺激，然后情绪失控，歇斯底里。在有压力的时候，她会殴打自己，扇自己的脸，一直到脸上有巴掌印。
2019年，秦茗博士入学，她和家里切断了经济关系，依靠做家教的钱和每月1500元的补助生活。但从去年患病以后，学业停滞，补助到期，她的经济来源断流了，无法支持治病的花销。而父母经商失败，家里的经济情况也陷入窘境。在留言结尾，她提出了申请资助。
这不是一次典型的家暴求助。没有正在或近期经受的身体暴力，而更多的是精神创伤，但这仍然是家暴求助小程序覆盖的范围。在微信中输入“家暴求助”，进入小程序的页面后，点击“救助金申请”，首页显示紧急救助金将“提供金钱、医疗、心理、住宿以及法律等援助”。紧急救助金是源众首创，目的是让受暴的妇女儿童能尽快开始新的生活，金钱补助为每月每人1500元。
王卓盈很快和秦茗取得联系，“一个很礼貌的女生”，简单沟通之后，秦茗发来了申请紧急救助金需要的证据，包括在读证明，抑郁症诊断证明。一切流程都很顺畅，小程序团队为秦茗介绍了十次心理咨询，为期两个半月，咨询费用从3000元的救助金里扣发。
当秦茗把申请表填完发回给王卓盈的时候，她在微信中打下一段话：“今天接到您的电话真的非常感激，不管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对我的经历忽视，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经历的事情是不对的，我一直挣扎在痛苦里，没办法走出来，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权威机构回应我，向我确认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是存在的。”
小程序上线一个月后的统计数据:紧急救助金申请者的身份比例情况。受访者供图
目前，秦茗已经进行了三次心理治疗。
在李莹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咨询师都适合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服务。她认为，一些心理咨询师如果没有受过家暴的实操训练，很难给出合适的回答，会无意识地认为受害者有过错，要求受害人去改变，而没有看到施暴人才是暴力之源。“施暴人不改变，就不可能改变这种权力控制关系。”
当李莹决定是否和一个心理咨询师合作时，她常常会问对方一个具体案例，以此来检测对方是否符合需求。比如问：当一个家暴受害者因为唠叨频繁被家暴，心理咨询师如何开展工作。李莹遇到的一些咨询师会答：既然唠叨是受暴的原因，会尽量让受害人改变沟通方式。李莹继续追问，“不唠叨但是可能会因为家务或孩子问题继续施暴，该如何？”这时候一些咨询师会陷入沉思。
在家暴服务过程当中，李莹说，其中有一个禁语是，“他为什么打你？”因为这个“为什么打你”的背后就是“你做错了什么”。而任何过错都不是施暴的理由。
李莹律师回访家暴受害人。受访者供图
为母亲求助
8月18日小程序上线后的一个星期，迎来了求助峰值，每天都有30多人进行家暴求助和咨询，三个月过后，“传播的涟漪似乎停止了”，每天的求助数量在10人以下。
为了更下沉，为了触达更多农村地区的中老年妇女，王卓盈在短视频平台上私信了20多位农村网红，希望他们能帮忙推广，她添加了对方的商务微信，但一听说是公益的，对方就回“那下次再聊”。
另一边，留言中有大批年轻人想当志愿者，李莹公布了邮箱，收简历，面试，组织培训，目前源众汇聚了近200名大学生志愿者。
志愿者张馨元是一名政治学的大三学生，目前她是源众原创文章的写作者，加入志愿团队的原因是，当时刷到微博时，她身边的好友正在陷入母亲被家暴的困境中。
在培训的过程中，她学习到精神暴力也是家暴的一种，她把学到的东西对应到父母的婚姻中，发现了长期以来拧巴关系中的症结，她把思考和母亲分享，“结果我妈她挺不理解，她觉得她遭受到的语言贬损都是正常的。”
9月2日周五晚，志愿者团队进行了第一次线上见面会暨《反家暴法》培训会。受访者供图
张馨元把小程序转发给了母亲被家暴的那位好友。她觉得，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把这个声音传递出去。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替母亲求助。
一位女儿在留言里说母亲长期受到父亲家暴，她留下了母亲的联系方式。当李青回访时，这位母亲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等李青阐明了回访的原由和女儿的留言内容，这位母亲的态度很排斥，只留下一句话，“我们暂时没有需求”，便挂断了电话。
李青感觉到两代人的观念差异。另一个案例更加紧急。后台留言显示，母亲长期遭受家暴，走投无路之下自杀。李青迅速与对方取得联系，当时受暴女性正在医院抢救，身边围绕着亲戚。
但求助者毕竟不是当事人，律师能做的首先是征询当事人的需求，是否需要申请紧急救助金或者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求助者和李青说好，等母亲清醒之后再联系。但第二天晚上求助者跟李青说，“不需要帮助了，不离婚了，亲戚来了又劝下来了。”
一场对未成年人的实时援助
8月23日，一起家暴事件正在发生。女孩青青（化名）搜索到小程序，拨打过来电话的第一句就是，“你们能不能帮我跟警察说一下，如果他们不把我带走，我会被我爸打死的。”
母亲此前因为被家暴，已经逃离了家庭，只剩她处在暴力环境中。当晚，父亲又再次对她施暴，孤立无援中，她求助了母亲，无果，她选择了报警。
她唯一的希望是警察将她带到安全的地方。但警方的态度是，“父女之间能有多大矛盾？”
这个求助正在发生，受暴者，施暴者，警察，律师通过电话都能连接，李莹远程指导了接线的志愿律师应对。
女孩青青一直在哭，撕心裂肺地大哭，志愿律师承诺会帮忙，让她先平静下来，然后青青把电话交给了警察，让律师和警察直接通话。
律师和警察说，“反家暴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被家暴，如果确实有伤的话，你要带她去看，如果已经有严重的人身安全危险，你应该带她去庇护。”
现实中，遭受家暴或是面临家暴威胁的未成年人不在少数。资料图。新京报制图 师春雷
律师特别强调，如果忽视当下的情况，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孩子的母亲已经因为家暴逃离家庭。“可见这种家暴是长期而且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这次不管，那么对她父亲来讲，就是一种变相鼓励。”
同时，李莹在反家暴的群里询问当地妇联和社工的联系方式，各方力量行动起来，当地妇联和社工当晚就和女孩取得联系，“警察也安排了女警过来，整个链条都动起来了。”
下午5点求助，当晚11点警方向施暴者出具了告诫书，各方接力完成了一次家暴求助响应。
但不是每次都能有应对方法。
一位女大学生在外地上学，夜里10点多李青接到她的电话，称妹妹在家被父母家暴。
父母子女之间的家暴求助，给团队带来挑战。一是如何界定为家暴，是父母一时地震慑，还是长期以来的暴力行为。“当时她给我提供的信息很有限，很难进行界定。”李青分析完之后，这位大学生也开始困惑，无法判断到底属于哪一种状况。“她说以前有过暴力但是很少。”
律师首先承认孩子求助行为的合理性。但接下来另一个挑战是，如果确认是家暴，那么该如何给出建议。“不一定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帮助他们。”
邵庆梅律师也是志愿律师团队的一名，她曾回访过多次控诉父母家暴的求助电话。10月底的一通求助来自一位大学老师，她的外甥被家暴，“从3岁打到8岁，孩子已经有点抑郁了，这个孩子的姥爷和妈妈一起打，男女混合双打，爸爸打得也狠，但是不多，她说有视频，考虑让姥爷，妈妈承担责任。”
邵律师分析，父母经常性的殴打可能构成虐待，可以申请剥夺监护权，但此时又有新的问题，孩子母亲的监护权剥夺了，谁能更好的监护？邵律师给出的建议是，搜集证据，然后报警，看能否有震慑作用。因为诉讼程序本身是双刃剑，可能会给亲子关系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而如果涉及虐待，那么谁来追究这个刑事责任，需要有人站出来代替未成年人追责，邵律师说“好多人都觉得是家庭内部问题，没有人去追。这类问题不单单是法律咨询，当地的村委会，妇联需要形成合力，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家暴求助小程序回访统计表，包括处理进度，求助需求和留言等内容。受访者供图
“接受自己的有限”
源众成立7年多来，李莹从不忌惮将自己的有限性开诚布公地告诉求助者。如果符合援助标准，源众会尽可能提供资源，无论是法律支持还是救助金，但不意味着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之所以提前将能力范围告知，也是为了避免帮不到的时候，“对方可能失落”。有时尽力帮忙了许久，但当事人选择重返暴力环境，那时李莹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尊重对方的意愿，“在我们的范围内尽力就好。”
邵庆梅律师曾遇到一个难题。一位女士，跟一位男士在一起生活，没有结婚，但有孩子，男方经常对她家暴，她问律师怎么保护自己的权益。邵律师建议申请人身保护令，女方说不行，怕她和孩子有生命危险；律师建议让男方离开住所，女方说不行，怕遭报复；律师建议让女方离开，答案也是不行，“离开的话损失会很大”。
穷尽了所能想到的办法之后，咨询又回到了最初“律师我该怎么办？”“我也提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没有结婚，就不受法律的保护，没有相应的权利。”
作为团队里的年轻人，王卓盈今年4月加入源众。最开始她抱着理想主义般的女性独立意识，进入反家暴工作，但在接触到习得性无助、受暴妇女综合征之后，她很难再将那些抽象的理想放置在这些现实境遇里。
小程序上线一个月后的统计数据:求助者与施暴者之间的关系。受访者供图
比如她曾经觉得“都被打成这样了还不离婚”的言论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在接触众多受害者之后，换位到受暴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软肋，“我可能都不敢逃跑，可能不比她们做得更好。”
由于从业周期短，她暂时还没有看到某个受害者有质的蜕变，开启新的生活，但她觉得，“如果我们不帮她们，她们可能会更困难。”
三个月来，李莹跟进时间最长的一个案例来自山东。一度陷入僵局，难有突破。
前几天刚刚传来好消息，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山东的陈玲（化名），被家暴5年，逃跑6次。8月25日，在她的第一次求助留言中，她写道，今年五月在邻居的报警下，她成功逃离，但是男方用各种方法让她回到身边。“他开始威胁我，杀我弟，杀我全家。报警几次，警察只做警告处理。我们全家提心吊胆，被他搅得鸡犬不宁。”
陈玲在留言末尾，目标明确，她希望得到法律援助，尽快离婚，最好能帮忙申请到人身安全保护令。
李莹律师和陈玲取得联系后得知，陈玲因长期照料自闭症孩子，没有合适的工作，经济窘迫。李莹的团队以最快的速度走完紧急救助金的申请流程，陈玲和她未成年的孩子，每人每月1500元，两个人获得了一笔3000元的资助，用于租房和生活补贴。
安顿下来没多久，住址有暴露的风险。陈玲选择再次搬家，很快，李莹团队再次给予她第二次紧急救助，依然是3000元。
当家暴求助小程序团队在紧急租房，转移安全住所，法律援助等支持之后，更多的后续生活，可能还得仰赖当事人自己。李莹团队里的成员，有时也会以自己个人的名义资助，“能帮一点是一点”，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道。
因为疫情的原因，李莹团队的律师难以亲自去山东援助。她四处寻找就近的志愿律师，在200多人的律师团队中寻求支援，但是遇到了挑战。有的律师会担忧，“这个男的这么穷凶极恶，我过去他打我怎么办？”
李莹无法保证“他不会打你”。
转机在11月来临。在李莹的建议下，陈玲多次拨打当地法援中心电话之后，终于找到了援助律师。陈玲漫长的逃离走出了第一步。
“小程序这件事情我们确实是做对了，觉得很自豪。”和以往仅仅只靠热线服务的模式相比，小程序抵达的用户有了成倍增长。起初，小程序的名字是“反家暴”，后来定为“家暴求助”，李莹说，更强调救助，而不是宣传和口号。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立军
